律师体会：刑事辩护，是技术活，也是体力活，更是良心活
刑事辩护是技术活。
不仅仅需要熟读法律书籍通过司法考试，而且需要跟着“师父”实习年余，还要懂得如何会见如何发问如何调查如何质证。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，《刑法》与《刑事诉讼法》甚至海量的司法解释、司法案例都在“纸上”，办理好刑事案件需要“手熟”。“南毒王”惠君琦律师每年办理的案件90%都是毒品案件，这样坚持二三十年必然是“百战精兵”。技术娴熟，这才能办完案件“小高兴一下”，如同韦小宝“大功告成，亲一个”。一些律师认为知名律师不应该办案太多，让我想起“大老板”汉光武帝——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，劝他休息，光武帝说“我自乐此，不为疲也”。对于“乐此不彼（疲）”的律师而言，办案就是享受。
刑事辩护也是体力活。
惠东大火案我们连续开庭6个小时，深圳特大诈骗案，光询问被告人都是满满一上午，律师“肾好”才能甚好。至于凌晨开车3个小时去广州机场搭乘去无锡的航班，凌晨开车6个小时去茂名办案，这都是“开灯出门，开灯进门”。律师身体不好，如何去排队会见去排队阅卷？律师身体不好，如何遭受办案人员刁难时“不生气不赌气”从容面对？律师身体不好，如何熬夜看卷宗，第二天精神抖擞与人“斗智斗勇”？去年十几位律师猝死，最年轻的的不过29岁，可想而知律师工作之艰辛。当年明月说朱元璋是“劳模”，黎明即起忙到夜深，其实刑事辩护律师也是如此。谁都想学举重若轻的司马懿，结果绝大部分辩护律师都成了事必躬亲的诸葛亮。
刑事辩护还是良心活。
正如康德所言，“在我上者灿烂星空，道德律令在我心中”。律师不仅有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”的职业道德，还有“分清善恶”的伦理道德。一些律师用“职业道德”为自己良知丧失辩解，其实很苍白。律师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不仅关系嫌疑人（被告人）的人身自由乃至生死，更关系受害人（被害人）的仇怨，故不可不慎。对于有受害人（被害人）的刑事辩护案件，我向来很谨慎，以免自己从“帮忙”变成“帮闲”甚至“帮凶”。一些律师为了帮被告人开脱罪责，竟然向受害人泼脏水，甚至认为证据确凿的恶性杀人案、纵火案也要帮他们脱罪，让我很不齿。就是说纳粹战犯、日本战犯当然也需要辩护律师，但这些辩护律师何曾使用过“过失杀人”、“弹钢琴习惯”等类卑劣借口？即使政治无道德，但法律却有道德，法律是道德的底线。如果是反抗强权反抗不法戕害我很敬佩，如果是“二次伤害”甚至杀人凶手变成律师“大营救”对象甚至“自带干粮”服务对象，虽然我也象鲁迅一样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（中）国人，但对这种伦理道德沦丧我很不屑。我曾放弃过惠州某绑架小孩撕票案，道德律令是我不能突破的底线，何况我“不差案件”。曾办理过某制造贩卖2.65万斤死猪肉案件，虽然无罪辩护争取到1年刑期，但内心我确实很伤痛。法庭上我可以振振有词，律师对检察院狠一点，检察院就会对侦查机关紧一点，侦查机关办案就会规范一点，法院判决就会公平公正一点，中国法治就会进步一点——其实我内心满目苍夷。国人缺乏对上帝的敬畏与对真善的追求，没有宗教信仰的调剂，对法律的无限追求会不会走向撒旦？
刑事辩护律师，需要法律的理性，也需要人的良知与人性，这才是法律人。“让无辜者免受冤屈，让有罪者罚当其罪”，辩护律师只能让白色还原为白色，而不能颠倒黑白。否则律师就沦为“讼师”乃至“讼棍”，客观上损害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。中国人学来了泰西的法律精神，却放弃了传统的道德指引，也放弃了泰西的宗教意识，是福是祸？律师不代表正义，只代表争议，需要把自己打扮成上帝？